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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毒症父亲打工为子女挣学费 姐弟争相捐肾
(2009-4-29 10:38:19) 稿件来源:重庆晚报

姐弟俩一直认为爸爸身体很好,没想到,爸爸到了尿毒症晚期,还在打工给他们挣学费和生活费。

    深深的自责和愧疚之后,姐弟俩不惜一切地挽救起爸爸的生命……

    要留下爸爸的容貌

    这是雷晓青和爸爸唯一的合影。

    清明前一天,她刚踏出寝室门又折了回去,抓起室友的数码相机放进自己包里,边走边给室友打电话:“借了你的相机,我等不及你回来,我要回开县看爸爸。”

    一年来,每次见到爸爸,她都担心是最后一面。这次,她无论如何要定格下爸爸的容貌,她怕爸爸突然走了……

    这张合影就是这次回家照的,弟弟和爸爸也合了影。照片上的爸爸很憔悴,雷晓青挽着他的手臂,在背后支撑他那被尿毒症折磨得很虚弱的身体,就像记忆中,爸爸用他那虚弱的躯体支撑起这个家。

    记忆中,在外打工的爸爸还有一句常说的话:“我很好,你们安心读书。”直到爸爸快不行了,姐弟俩才知道,爸爸说这句话时,早已徘徊在生死边缘。

    18岁的雷晓青去年大学毕业,和妈妈一样,她与弟弟现在所有的付出都是为了爸爸,为了这个家,可他们仍觉做得太少,欠爸爸太多。姐弟俩都想割一个肾给爸爸,延续他的生命。

  “爸爸一直在骗我们”

    雷晓青老家在开县南雅镇天津村11组,现在江北石马河重庆市山城燃气设备有限公司做电脑系统维护工作。她是个很成熟、漂亮的女孩。

    “爸爸是为了我和弟弟才病倒的,在广东东莞,医生一晚下了3次病危通知,他和妈妈都瞒着我们。”雷晓青永远记得那天——2008年1月31日。

    “晓青,你爸得了尿毒症,不行了!”同在东莞打工的表姐打来电话,那时,雷晓青正在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读大三,她不敢相信:“我昨晚打电话,妈妈还说爸爸很好。”

    雷晓青和弟弟雷海林赶到东莞,见到4年没见面的爸爸雷正轩。

    雷晓青回忆:“破旧的出租屋里,爸爸躺在凌乱的床上,很瘦很瘦,奄奄一息。”因没钱,雷正轩在医院呆了一晚便出院了,就是那晚,医生给他下了3次病危通知书。

    “你爸爸早就查出患了尿毒症,他不准我告诉你们,怕影响你们学习。这次再不告诉你们,我怕你们就看不到他了。”妈妈带着哭腔的声音让姐弟俩顿时懵了。他们从不知爸爸有尿毒症,只知爸爸1998年得了慢性肾炎。

    “2001年,爸爸说他病好了,又和妈妈到广东打工。”雷海林眼睛红红的,“我们一直以为爸爸身体很好,真傻,慢性肾炎怎么可能说好就好呢?”

    “傻孩子,你们来做啥,我很好。”看到孩子们,雷正轩艰难地吐出这几个字。

    “爸爸,你为什么要骗我们?每次打电话,你总说很好……”话没说完,雷晓青已泣不成声。

    想到爸爸入院当天还在工地上忙碌,还按时给儿女寄生活费,还在电话里说自己很好,雷晓青和雷海林开始恨自己,这么多年来竟忽略了爸爸,自责的泪水浸湿了爸爸身上破旧的棉被。

    姐弟俩发誓,要让爸爸真的好起来。


费 姐弟争相捐肾

弟弟带着爸爸读书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半月后,雷正轩脱离了生命危险,回到开县后,妈妈付前芳又匆匆去了广东,她要为丈夫挣救命钱,为儿女挣学费。她在一工地做饭,月工资不足1000元,可她每月只给自己留50元,其余的全寄回家。

    妈妈走了,雷晓青也要回主城上学,照顾爸爸的重任落在弟弟雷海林身上。

    “你们安心上班、上学,爸爸交给我。”雷海林像突然间长大了,他已决定,带着爸爸一起去读书。

    雷海林在附近的铁桥镇中学上高中,老家的房子到处漏雨,他就在铁桥中学旁租了间破旧的民房。

    每天,雷海林一早就起床安排好爸爸一天的生活,中午放学后又赶回出租屋为爸爸做午饭,然后匆匆赶往学校,下午放学和上晚自习的短暂时间,他也得回去。夜深了,他还要复习、做家务、为爸爸洗衣服。

    病重时,雷正轩连床也起不了,晚上要起夜好几次。每次,看到儿子睡得那么熟,他都不忍心叫他,“儿子特别惊醒,我稍有响动他就醒了,起来扶我上厕所,给我端水。”

    每星期,雷海林都要带爸爸到县城人民医院做两次透析,“他老不准我请假带他去,我怎么放心让他一个人坐一个多小时车去医院?” 雷正轩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耽误儿子的学习,“他马上就要读高三了,我拖累了他。”

  姐弟想给爸爸捐肾

    清明节放假3天,雷晓青带着相机回开县看爸爸,她在三军医大给爸爸买了10支10000单位规格的促红素,医生说,爸爸严重贫血,开县没有10000单位的。

    见到女儿,雷正轩挣扎着坐起来,第一句话仍是:“跟你说我很好,莫老回来看我,浪费路费,自己好好工作。”

    “他总是这样——哪怕明知道骗不了我们。”雷晓青说。

    雷正轩的尿毒症已到晚期,唯一的办法就是换肾。雷晓青打听过,换肾要好几十万,姐弟俩都想为爸爸捐出一个肾,可他们连做配型的钱也没有,雷晓青至今欠着学校1万多元学费。

    “爸爸透析一次要500元,还要吃很多药,每月至少要4000元,能借的亲友都借遍了。上个月,爸爸病情加重又进了医院,花了一万多元,要不是我单位资助和同事捐款13000多元,爸爸可能已不在了。”雷晓青说。

    和妈妈一样,雷晓青几乎将所有收入都用在爸爸身上,扣去房租,她每月拿到手的工资有1500元,每月至少要寄1300元给爸爸。

    “她们4个女孩住套寝室,都是合起做饭吃,只有雷晓青单独开伙食,很少吃肉。很多衣服都是朋友不穿了送她的。”山城燃气设备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张红兰无法想象,这个18岁的女孩如何做到每月只用200元。

    “我的伙食和别人不一样。”雷晓青说,什么也没有比延续爸爸的生命重要。她还拒绝了单位办的养老保险,这样,她自己就不用缴那每月90多元的保险费,又可多给爸爸寄90多元了。

    雷晓青永远记得自己上大学时,面对每年5000多元的学费,很多亲友都说:“女孩子没必要读那么多书,何况家里这么穷,让她早点去打工算了。”可爸爸总说自己没文化,不能再让孩子没文化,哪怕是欠债。

    “他用自己的命为我换来一张大学文凭,如果那时就知道爸爸的身体这样差,我绝不会上大学。”昨日,雷晓青说,现在,是该她和弟弟报恩的时候了。

    “将来上了大学,我还要带爸爸一起去,让妈妈和姐姐安心挣钱回来救爸爸,给爸爸换肾。”雷海林说,哪怕有一线希望,他和姐姐也不会放弃。 (首席记者 周立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