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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为什么不同意请钟点工
(2008-3-12 14:28:51) 稿件来源:北京孝赢天下文化
母亲和哥哥住在一起,平时帮着做做家务,有空还出去干点零活,“活动活动筋骨”,老人喜欢,我们也就随着她。后来哥哥有了小孩,家务活重了,还要照顾小孩,我们怕母亲忙不过来,便商量着请个保姆或者钟点工过来帮忙。

    母亲大半辈子生活在农村,过惯了苦日子,心疼我们花钱大手大脚。一听要请钟点工,她就坚决反对,“我出去干点零活,赚的钱还不够付钟点工的呢!”她说。

    没想到没念过书的母亲,一张口说出来的却是一个经济学的道理。她平时出去干零活,一个小时也就6块钱左右,现在请个钟点工来,一小时起码要8块钱。她放弃自己零活的机会成本是6块钱,而请个钟点工的直接成本却是8块钱,这笔账自然是算得清楚的。一项选择的机会成本高于直接成本,选择的结果就是负收益,可行性自然就小,这条经济学的规律在母亲看来,其实就是生活中的常识,并不是那么深奥。

    可我们不能就这么被母亲说服了呀,于是继续搜肠刮肚寻找理由,想要说服她。

    母亲反对请钟点工的“理论”是机会成本高,我们就由此来反驳她。从目前的家务量来看,不请钟点工,不仅母亲不可能出去干零活了,我们也得一起干不少家务了。而我们对于洗衣拖地等家务劳动熟练程度远不及专业化的钟点工人,钟点工人1个小时干完的活,我们花2个小时可能干得还不如钟点工好。这样一来,同样的家务,请钟点工干1小时花8块钱,干得又快又好;而我们自己干要2个小时,干得还不见得好,按照我们的收入水平,这2小时的机会成本自然是大大高于8块钱。

    这下,母亲该没有反对的理由了吧?

    没想到母亲又找到了理由。“请个陌生人来家里干活,干得卖力不卖力,打扫得干净不干净,你怎么放心?还不是得在一旁看着?”母亲说,有那时间去看着钟点工,自己也就干完了。

    母亲说得有道理。钟点工在取得雇主信任之前,必然有个监督的问题。而家务这种劳动无法精确定量的性质,以及钟点工按时计酬的支付方式,更使监督增加了难度。在做出决策的时候,监督成本的确应该计入机会成本。母亲这个“生活的经济学家”还真不能小看。

    我们还没来得及反驳,母亲又说了:你们几个,平时在家里的时间也不多,回到家里我在忙着做家务,也没多少时间说说话。现在好了,有了家务活让你们做,我带着你们一起,你们不会的我来教,还可以一起逗逗小宝宝,一家老小,其乐融融,多好啊!

    母亲一番话,说得我们心里酸酸的。这场争论,我们就这样败下阵来。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请不请钟点工,习惯上依据的理论无非是两个:机会成本和比较优势。很多人自己干家务的机会成本高于请钟点工的直接成本,请钟点工才可能成为现实的需求,这也是家政业在大中城市快速发展的基础,这一点无可置疑。而在干家务方面,钟点工人比起我们普通人,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干得更多更干净,也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在技能上具备比较优势也是肯定的。这也正是现代社会出现分工协作,人们在合作中各自实现收益最大化,而不必“事必躬亲”的理由。至于监督的成本与信任的取得,也是可以通过制度来解决的。

    问题是,母亲最后反对的理由,已经超越了经济学的判断。全家人一起做家务,在增进感情方面的“收益”。

    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反过来,一个陌生人贸然进入家庭,对家庭成员在心理上的影响也无法用金钱来衡量。此消彼长,母亲在辩论中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又在想,如果家政公司能够注意到这一点,那么就可以相应地在业务上作出一些调整,从而获得更多的需求。譬如,针对城市里年轻人刚刚组建家庭,大多不怎么会干家务活,可以推出一种“家政教学”的钟点工服务,一边帮雇主干家务,一边还教雇主(主要是年轻夫妻)一起干活,自己干的活少了,收费还可以更高。又譬如,针对一些家庭对陌生人的排斥心理,可以培育“贴心家政”的品牌,针对年轻人家庭推出一些50岁左右的、有亲和力的钟点工,努力给他们营造一种家的感觉,钟点工就像一个无微不至关心他们的长辈;针对老年人家庭推出一些20多岁的、乖巧的钟点工,既能帮着干家务,又能给老人当一个贴心人……越是细分,市场的空间就越大,我相信这一点。

    虽然这样的家政还不多,但我们最终还是说服了母亲。至于理由,早已不是经济学的理论,而是“动之以情”了。我们说,“妈妈,我们不希望您太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