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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为什么还是重要的?
(2010-3-9 22:43:22) 稿件来源:北京孝赢天下文化

春节到了,千千万万远在他乡的游子不顾天远地隔和旅途辛苦,还是要选择回老家过年。中国人对“年”的痴迷,几乎可以与宗教虔诚相比拟,这种虔敬之心,很大程度来源于中国人对家庭亲情的重视。“事亲孝父”观念流风余韵所及,使得中国人一到年关,就情不自禁想到要回老家看望父母、拜奠先人。

中国式过年的主要文化底蕴和价值内涵就是尽孝。回家过年是尽对家庭尤其是父母的责任,年复一年的过年仪式,又强化了这种责任,使之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文化无意识。

“孝”对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影响,可谓大焉。不久前听一些研究儒教的朋友在一起谈论“孝”,他们就普遍认为“孝”最能体现传统儒家的宗教性关怀,是最有中国文明特色的一种伦理价值,而且还有着深刻的现代合理性。

这种讲法跟通常所说似乎不太一样。自中国“近代化”、“现代化”以来,对“孝”等伦理价值的批判一直不绝于耳,最著名的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礼教杀人”。最近看到对“孝”等传统伦理诟病最有力的,则是一些经济学家。比如美国哈佛大学的金融专家陈志武,就提出“养儿防老”是一种不道德的传统,中国的孝道使子女成为了父母实现自身生活保障的一种工具,而中国如大力发展金融业,则可使深受孝道之害的中国人解放出来,实现更多个性自由。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孝”被孔孟诸儒大力宣扬并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生生不息,实际上有其生成的社会背景。目前颇为活跃的儒家论述者陈明先生,指出儒家的种种伦理观念、道德价值、礼节信条,其实都有一个适应当下生活即“用”的需求由来,“即用见体”是也。还原到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生活样态,“孝”承担了至少两项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其中之一就是社会保障。农业社会没有社会保障制度,只能实行家庭养老,强调孝道就是督促子女负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孝”既然与生活保障的经济需求有关,子女问题就不是一个简单生育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所以中国向来有“养儿防老”、“多子多福”、“早栽秧子早打谷,早生儿子早享福”等说法。“孝”应该认为还体现了人的自然社会性。人是社会动物,这种社会性首先反映在家庭中,家庭是世俗中人的最先也是最后情感归依,子女因此是父母老时给父母的最大精神慰藉。“孝为人之本”。这种价值设定不仅是社会生活的理性安排,也在于无法说清的宗教关怀。传统中国孝道及其传承仪式具有宗教性,过年时到祖先坟头烧纸叩头的敬天法祖活动,就是表现。

儒家信条既然是“即用见体”,社会生活即“用”的变化,自然也会带来文化形态的变化。最近百余年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得中国逐渐成为“现代国家”,形成高度发达的市场社会,人口流动也空前增加,这对“孝”等传统价值明显带来了冲击,传统“孝”道一些礼节仪式,在日常生活中已难以实践。同时,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体制的逐步建立,也使“孝”所承载的养老功能削弱,“孝”道内涵的社会经济性质有所淡化。然而,却还是不能武断地说,“孝”在今天可以弃如敝屣。

原因很大程度在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并不能完全解决养老问题。欧洲和日本在进入“现代社会”后,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极大提高了个人自由,但这一套制度体系近年来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大幅度提高而面临危机,“社会养老”的风险正在呈现,这不是通过发展金融业等新的经济工具就能解决的。中国如今工业化尚未完成,还没有成为“富裕国家”,人口老龄化却已扑面而来。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副主任吴玉韶日前就指出,我国正开始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期,老年人口由年均增加311万人发展到年均增加800万人。这样迅速扩展的老龄化进程,绝不是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完全应付的。中国今后能不能建立起西方国家那样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是一个问题。在此情况下,不发挥家庭养老的传统功能来作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补充,对中国来说可能将会遭遇一场人道主义灾难,特别对农村老人来说更是如此。

另外,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就有缺陷,只偏重于从经济上解决养老问题,而没有顾及老龄人的精神需要,而现在许多空巢家庭中老人的精神孤独感,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研究表明,85%以上的老年人有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的意愿,愿意选择在养老院等养老机构养老的只占6%—8%。

中国人仍要重视“孝”,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理念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用”即社会生活需求的问题。陈志武先生认为中国要实现人性自由就要丢掉“孝”等儒家价值,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决定论,即认为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种种落后,都与中国精神层面的文化有关。殊不知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初,如美国史家麦尼尔所说,传统基督教的禁欲观念,对商业理性同样极尽排斥之能事。但西方人是否在社会生活改变即进入现代工商业社会后,就把基督教随手丢掉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