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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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孝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新特点
(2010-2-6 11:30:09) 稿件来源:北京孝赢天下文化
摘要: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是一种“善事父母”的日常伦理意识、规范和实践,实际上它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整个中国文化的首要精神,其影响之大、涵盖之广,既深且远。孝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集道德观、人生观、宇宙观为一体的核心和首要观念。孝是中华传统伦理体系的起点与诸道德之首。对当代中国影响深远且发展至今又具有新的时代特点。
 
 
关键词:孝 孝道 儒学 伦理道德
 
 
Summary: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filial piety is not only a kind of normally ethic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e ,but also the core of the confuciouism and the chiefly spirit of the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Filial piety Confuciouism ethic consciousness
 
 
传统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孝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因而孝道乃是使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孝不仅在中国文明中有其广泛的文化综合意义,它不仅是一种亲子间的伦理价值观念与规范,而且包含着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法律的、教育的、民俗的、艺术的等诸多文化意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
 
 
 
孝之含义、起源与孝道理论的完成
 
 
中国孝文化,其初始含义是什么?它产生于何时?这是我们首先要从历史现象的角度予以探讨的。
 
何为孝?《尔雅•释训》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为孝” ①;《说文》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当今学者对“孝”的金文字形的解释与上述说法大体相同,不过更加具体形象。唐殷的《文字源流浅说》分析的更有趣:“像‘子’用头承老人行走。用扶持老人行走之形以示‘孝’”。后来,“孝”的古文字形和“善事父母”之义完全吻合,因而孝就被看作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善行和美德。
 
但是若从文化的其他要素如宗教哲学的视野,从孝之发生的初始含义上再做细究的话,似乎孝之含义还不仅于此,还有另外两层含义。这就是尊族敬宗;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孝的这三种含义是同时共有的,但在周至春秋战国这段时期,是后两意占主导,之后,善事父母成为孝的核心意蕴。
 
关于孝产生于何时,存在三种不同的说法。康学伟在其《先秦孝道研究》一书种认为“孝观念是父系氏族公社时代的产物”。但这种观点争议颇多,在此不另赘述。孝道起源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产生于殷代。这种观点的代表论著是杨国容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但这种观点也被较多的论者批评。另有论者何平在其《“孝”道的起源与“孝”行的最早提出》一文中,指出“‘孝’这一德目应是由周人首先提出的。在西周时,‘孝’又扩张为一中伦理政治范畴,从而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这是不言而喻的③。” 尽管有上述三种不同的观点,但是认为孝是大兴于周代是被众论者普遍肯定的。
 
孝之初始含义有二,其一:尊族敬宗。查昌国认为:“西周孝的对象为神祖考妣,非健在的人,孝是君德,宗德;其内容为尊祖,有敬宗抑父的作用。”周代以致春秋之孝,其主要内涵为尊族敬宗,并且施孝的方式主要是祭祀。现有文献中大量可见的享孝连文的语言表现形态证明了这一点。
 
其二: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如果说尊族敬宗是出于祖先崇拜,那么,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则是出于生殖或生命崇拜。周予同《“孝”与生殖器崇拜》一文,揭示了“孝”与生殖崇拜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指出“儒家的思想为其出发于‘生殖器崇拜’与‘生殖崇拜’,所以郊天祀地,祭日配月,尊族敬宗,迎妻纳妾等,都与‘孝’有一贯的关系。”金文中的“孝”大多是以求子为目的的一种祖先祭祀,即祈求祖先在天之灵保佑多子多孙。
 
至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孝的含义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就是西周春秋之尊族敬宗,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之初义,向善事父母的转变。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社会意识、家庭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经过儒家的阐释发挥,使“善事父母”最终成为孝的核心甚至唯一内容。
 
这是因为:随着社会意识的进一步理性化,人们对鬼神的观念也由盲目畏惧变为敢于与之斗争,由此导致世俗对祖先神敬畏的减轻,相应地“追孝”的观念也日益淡漠;另外,各诸侯国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和正常的社会运转,无不重视自己的“编户齐民”的稳定。当时有所谓“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④”的说法。当时的政府不但依靠舆论提倡孝道,甚至以法律为强制手段来维持“孝”在社会伦理中的地位。《周礼•地官•大司徒》有“乡八刑”,其第一项便是“不孝之刑”。春秋战国之际“孝”观念的这种变化,确立了后来中国社会伦理中重人事,轻鬼事的基础,因而具有深远重要的历史意义。
 
那么孝道理论创造是如何逐步完成的呢?
 
首先要从儒家孝道理论的开山鼻祖孔子说起: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文化巨人,他出身于贵族家庭,他所生活的鲁国又是周公旦后人的封地,保存着大量的周文化典籍,所以,他是在周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对西周传统的思想和制度极为赞成和拥护,因而对周初以来所大力提倡的孝道,当然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且对西周传统孝道有重大发展。
 
孔子为传统孝道的合理性找到了人性的根基,解决了孝道存在的哲学前提。孝被孔子还原为一种朴素的家庭伦理意识,它的人性基础既不是具有很强宗教意味的祖先崇拜,而将注意力转向了广大人群所共有的人心之仁,从而为孝道的合理存在找到了更普遍更坚实的根基。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不仅是孝之人性根源,而且是孝之要努力实现的终极目标。仁可以说是人行为的最高准则,但仁是一种普遍原则,要实现这一原则,必须有一个切近的入手处,这就是孝,“仁者,人也,亲亲为大⑤”。一个人只有先爱其亲,才能推及于爱人,由父母和血缘亲人推广开去,一直到爱一切人。在孔子看来,“仁”(此指个性品质修养)的实践完全是个人自己的行为。而奉行孝道(即饯行社会关系中的伦理)就是“为仁”的起点,假若每个人都能做到孝悌,则“犯上作乱”者就少,达到“天下归仁焉”。由此可见,孔子把孝的地位和作用抬高到了何等的高度!
 
孔子紧紧围绕善事父母这一核心内涵,提出了丰富的重要观点和规范,完成了孝从宗教到道德,宗族伦理向家庭伦理的转化,并为孝道找到了其合理的人性根基和哲学论证,把孝纳入其“仁”的最高理想目标之中,从而使孝成为仁学思想体系的基础与起点。
 
在孔子以后的儒学发展中,曾子可以说是儒家孝理论的集大成者。孔门中曾子不仅以其孝著称,而且在孝道理论方面无疑是从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曾子思想以孝为核心,开创了儒家的至孝派。
 
曾子对孝道理论进行了全面泛化和深化。首先,曾子强调指出孝是人们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它存在于人类的自然天性之中。这是曾子关于孝道理论的基本点。曾子强调发自内心的诚恳的孝。其次,曾子把孝作为实现一切善行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在传统的儒家中,仁、义、礼、信、忠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而曾子则以孝为中心,将这些内容都和孝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是将这些都纳入了孝的体系之中。第三,曾子还论述了社会各阶层之孝,及孝之等级等一系列问题。曾子说:“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任善不敢臣三德。⑥”并且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第四,把孝理解为一种柔美的思想意境,力求达到和谐完善,这是曾子关于孝的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
 
曾子把原本是家庭伦理德目之一的孝,无限地扩充到道德、政治、社会生活甚至天地间,这种孝道泛化思想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曾子对孝作为一种伦理观、理论与规范的论述,又全面、细致、深刻,极大地发展了儒家的孝道理论。
 
《孝经》则是儒家关于孝道的专论,其思想全面完备,把孝之地位与作用推至极致,成为儒家极其重要的经典,它是对儒家孝道思想的全面继承和阐发,标志着儒家孝道理论创造的完成。在以后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是对上述孝道理论的附会、政治方面的实践而再少有理论的创新。
 
《孝经》思想的主题或最大特点仍然是孝的泛化、政治化、甚至神秘化。其主题无外乎孝为天下之大经,以孝事君及以孝治国。《孝经》的理论还有些独特的内容,如用刑罚来维护孝道等。
 
 
孝之文化综合意义
 
 
那么作为“天下之大经⑦”的“孝”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孝是中华文化的中华伦理的鲜明特点。西方文明、印度文化虽不能说没有养、爱、敬父母的伦理观念,但是哪个民族文化也没有像中国文化把孝道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上,也没有像中国人如此重视孝道。中国文化虽然是由儒释道等多种要素组成的,但其中心则是儒学,而仁学又为儒学之主要精神,但仁学之精神却是完全由孝道出发的。所以孝道也可以说即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孝是贯穿天、地、人、祖、父、己、子、孙之纵向链条,孝是中国文化逻辑之网的纽带和核心。又由于在孝中已经全部包含了儒家亲亲、尊尊、长长的宗旨,因而成为儒家文化甚或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孝是中国文化中出现最早的伦理观念与德目之一。在周代,孝是尊祖敬宗的宗教与人文合一的意识,再发展,才产生了“善事父母”的人文伦理意识。从孝义的产生、发展本身来看,它就是合天道与人道为一的观念,把天、祖、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从孝本身的内涵看,也是把自然亲情的天道与亲子伦理的人道很好地结合起来了。孝在中国文化中是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纵向链条。伦理上的祭天敬祖等,思维方式上的纵向思维,崇古取向等都是其显明表现。不仅如此,由这种血统之所系,命根之由出,报效之主标的孝道意识中经过提升衍伸,又产生了“爱国爱乡”的道德感情,因为黄帝是大中华民族共同的元祖,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最大的追孝敬祖就是孝敬中华民族这个命根。因此,孝意识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孝之珍惜生命价值的哲学意义。儒家之孝道,首先表现为对生命生生不息的肯定和对血缘关系的眷恋。珍视生命,首先要珍视自己的身体,因为自己的身体是父母给的,也是父母、祖宗生命的延续,同时也是开启家族生命的基础。《孝经》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⑧”;这说明,中国人是非常重视现世生命存在的。中国自古以来养生理论之发达,也许就是基于孝道这种珍视现世生命的哲学理念。
 
孝是传统伦理的元德。“百事孝为先”。孝是中华传统伦理体系的起点与诸德之首。正如《孝经》所说:“曾子曰:‘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⑨”
 
孝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精神基础。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孝,不仅是德之本,教之所由生,而且也是古代政治伦理精神基础。这不仅体现在思想家的著述与文化观念中,而且也贯彻实施在古代社会的政治中。孝之所以成为仁之根本,关键在于孝是维护封建社会政治、社会稳定的伦理精神基础。封建统治者以孝道治天下、顺天下,目的是为了巩固封建基础,防止“乱”和“逆”。《孝经•纪行章》说:“事亲者,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居上而骄,为下而乱者则刑”。孝道价值观的核心的对权威的服从,因而在行为规范上突出了一个“顺”字,即“孝顺”。孝是对父家长权威的服从,忠则是对君主权威的服从,忠孝相通在观念上使君和父的权威联成一体,两种权威相互渗透,使君主带有更多的父家长色彩,父家长则类似家中的帝王。两种权威互相支持,使其变得神圣而至上,君父权威的相互影响强化了全社会的权威认同意识普遍化。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看出,孝,虽然本是基于人类至诚内发之爱,而对祖宗、父母的敬养、顺从、报恩之伦理情感和义务,但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历史发展道路所带来的血缘与政治关系合一,家国一体,伦理政治,家天下,家长制等,从而使“孝”这一家族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成了传统政治统治的伦理精神基础,到了汉代以后,统治者或思想家则自觉地使孝成为封建政治统治的伦理精神基础,因而,从客观上讲,孝道及其教化,还是帮了统治者的忙,维护并延续了他们的统治,起码是主要精神要素之一。
 
 
孝文化在当代的地位与特点
 
 
孝道在中国传统社会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它不仅是传统伦理文化的基石,而且是整个文化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石。简而言之,泛孝主义是孝在传统社会的地位,但在当代社会,孝不可能再继续享有这样的地位了。它只适用于家族主义盛行的传统农业社会,而不适合于宏扬个性独立的现代工商社会。于是,在范围上,孝道只能局限于家庭之内;在性质上,孝道只能局限于亲子之间。也就是说,在现代这会,孝道只能是家庭中的一套人际态度与行为??子女对父母的良好态度与行为,这是因为:1.封建家长制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平等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家长的威信大大下降了,家产的父传子承弱化甚或不再保持。致使“孝”文化受到严重冲击。2.现代人趋向于工作认同,以事业为重,家庭意识弱化,同时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流动性的增强,都直接影响了对父母的“行孝”。由于提倡尊重个人独立人格,以个人成就为取向,家庭本位逐渐让位于个人本位,使得“孝”的意识淡化了,此外,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造成了两代人之间沟通了障碍,“行孝”也更加不容易了。3.现代知识和经验的获得,已不主要靠老年人的身教口授。年龄已不是权威的象征和一笔宝贵无比的财富了。老年人在整个社会地位庭地位中的下降,使得“孝文化”基础变得更脆弱了。4.现代家庭教育功能中的很大一部分转到了有关社会机构,学校和大众传媒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了重大影响,从而削弱了“孝文化”的力量。5.现代家庭关系,以夫妻为中心而不是以父子为中心,家庭结构趋向于小型化、松散化,两代之间的关系更多地靠亲情力量来维系,“孝”的伦理道德已不再是强有力的了。
 
尽管在当代社会变迁中,“孝文化”显得如此“不景气”,但是,只要家庭生活依然存在,只要亲情关系依然是一种重要关系,只要晚辈和长辈之间的关系依然需要调节,那么,孝文化就依然有其存在的现实意义和天然基础。孝道在当代社会确实只能具有家庭道德之一的德目的地位,但并不意味着孝作为中国文化之源,伦理文化之根本精神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就全部消失了,泛孝主义的社会基础当然不复存在了,但传统的泛孝主义对于当代人来说,已经是一种即成的文化资源,它不合理的部分自然会被抛弃,但其某些合理内核可能还会对当代社会发生其文化影响。比如养亲、敬亲、悦亲的基本内核,养老尊老精神,孝之仁心扩充,追求社会和谐等。
 
在建设当代社会的孝文化的过程中,实现由传统孝道向现代新孝道的创造性转化是至为重要的。那么较之于传统孝道,现代新孝道有哪些特点呢?主要可以概括为:1.人格平等性。传统孝道的建立在父尊子卑,父主子从的人格不平等关系上的,父辈仅是权利主体,而子辈仅是义务主体,父为子天,父叫子亡而子不得不亡。而现代亲子关系及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础均是人格平等,这是建立新孝道的基石。2.义务并行互利性。由于人格上的不平等,必然造成履行义务方面的不平等,传统孝道本身有明显的“重孝轻慈”倾向。从人际互动的观点看,它主要是单方面的。这种单向的观念与做法。在传统社会中虽有必要,但在现代社会中却难继续有效。也就是说,亲子的良好关系必须是双向的互动,父母应该以慈养孝,子女应以孝养慈。即只有在互爱、互尊、互重、互敬的关系中,孝道才能有效运作,慈道也才能有效运作。3.注重感情性。传统的旧孝道虽是爱与敬并重,但是在以父权为基础的权威主义下,父母的管束甚为严苛,子女对双亲特别是父亲往往是敬畏有余而亲爱不足。但自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权威主义逐渐势微,父母的管束日渐宽松,子女对双亲渐少畏惧亲爱的感情自易滋生。4.强调自律性。在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内,一如其他的道德项目,孝道的他律性是很强的。传统的旧孝道主要是一套强固的对待父母的规范,但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教导者只注重孝道行为习惯的训练,忽略子女对孝行背后之意义与道理的理解。这样的孝是机械的,而不是理解性的;是动作性的,而不是认识性的;是社会性的,而不是自我性的。到了现代社会,它律性的孝道失去其原有的作用与功能,现代社会中,个人独立自主的倾向很强,他律的孝道训练不易为子女接受,也难以产生预期的效果。比较明智的办法,只有代之以自律的孝道教育。在这种教育过程中,父母应该放弃以权威的方式训练子女盲目的服从与外表的恭敬,改以理喻的方式教导子女理解善待父母及其他人的重要与意义,从而学得设身处地的孝道原则。这样的孝道原则则属于个人自己的,不必靠外在的权威或规范来监督,即能自动自发的做出自己认为适当的孝行,所以,这种孝道是自律性的而不是他律性的。
 
总之,我们既要继续发扬我国孝亲尊老的优良传统,同时也要吸取重视代际亲子平等的合理因素,在新时代建立和享受我们的“新孝道”。
 
 
注释:
 
① 《尔雅•释训》
 
② 唐殷 《文字源流浅说》
 
③ 何平 《“孝”道的起源与“孝”行的最早提出》
 
④《孟子•尽心下》
 
⑤《礼记•中庸》
 
⑥《大戴礼记•曾子本孝》
 
⑦《大戴礼记•曾子大孝》
 
⑧《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
 
⑨《孝经•圣治章》
 
 
参考书目:
 
《诗经》
 
《尚书》
 
《孝经》
 
《论语》
 
《孟子》
 
《尔雅》
 
肖群忠博士《孝与中国文化》 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骆承烈《中国古代孝道资料选编》 山东大学 2003年版
 
参考论文:
 
杨宜彦:《当代孝道蕴涵何种深刻内涵》 摘自《北京科技报》
 
黄震:《西周孝道与判例精神》 刊登于《法律史论集》第四辑
 
谭宝刚:《中国古代孝道观浅探》 摘自“孔子2000”网